泉林探花︱刘说压胜钱（九）压胜钱的空白期（下）

　　摒弃鲜卑旧制，实行汉化政策，铸行篆文太和五铢，但仅在京师洛阳流通，最终没有成为北朝统一货币，也没有铸造压胜钱。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二年（529年）铸永安五铢，这种篆书钱“永安”二字接郭，“永”字下笔和“安”字宝盖与郭合成一线，俗称借郭，颇有汉文字瓦当的风格，也为一些后世的篆刻家经营文字布局上所借鉴。其中有一种永安五铢背铸“土字”，不知是何涵义，不得而知，有人说，土借口作吉，听起来颇为牵强。没有见到元子攸铸过真正意义上的压胜钱。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永安五铢背长宜子孙钱，这枚钱应是地道的压胜钱，但长宜子孙四字和钱文的风格大相径庭，纤细柔美，穿也略带四决，看上去似与六朝相去不远。究属哪个时代所出，尚需今后的考古发现佐证。

　　北魏还有一个特例，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努力，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孝文帝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在今河南安阳）冶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这一时期，压胜钱中出现大小两种“永安五男背四灵”钱，面文当自行用钱“永安五铢”而来，实为乞求多子的吉语。背图灵气十足，有六朝风范。利用钱币压胜，佩戴此钱以解除无后之虞，意在促进人丁繁盛，是此钱的内涵。钱面由钱穿四角放射出四条线至钱郭，泉界称四出，每条线由三列珠点组成，将钱分为四区，每区一字，为“永安五男”四个篆体字，其中安字作省笔。具六朝钱文风范。永字上方铸有“日月”两个图案。地张铸有卷草纹（唐草纹的前身），边轮铸有水波纹。钱背同钱面相同，每区分别铸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高浮雕“四灵”。《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古人又以四灵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以东西南北星象的联结图形而命之，是道教的经典图案之一。《三辅黄图》卷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其中，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这四灵因是高浮雕铸造，显得生动飘逸，形神俱备，是目前此类钱品相最精美的一种，也是压胜钱中的珍品。“永安五男”四灵压胜钱中的早期品应铸于北魏至初唐这百多年间，宋元明仍有仿铸。

　　和这类钱相似的还有一种佛教题材的压胜钱，更为稀见。该钱的型制和上述永安五男背四灵钱几乎一样，惟图案不同。四灵的青龙白虎背上骑有羽人。这种羽人驭龙驭虎的形象在战国乃至秦汉并不见少，主要是体现了先民长生不死的精神追求，但出现在钱币上尚属首见。而另一面则别开生面地出现佛教神鸟迦楼罗的形象，人物也是羽人且双手合十，显然是飞天的形象。隋代吉藏《金光明经疏》中说：“外国呼神亦为天。”是指西来的佛教把天上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而道教则把羽化升天的人称为飞仙。战国甚至更早期墓葬中就有升仙场景，东汉以后随着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的传播更为流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道教交流融合。在佛教初传不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曾经把壁画中的飞仙亦称为飞天，其时飞天、飞仙不分。早期壁画中艺术形象飞天也是佛教道教互相融合的产物。

　　除了飞天的人物以外，这一面的四出纹还各装饰了一个高浮雕的物体，愚以为是洞窟建筑中装饰用的柱子，带有明显的罗马柱的风格，并用以将这一面隔为四区，俨然是四个龛，每龛一个仙人故事主题。

　　总之，这枚钱除了它的文化内涵外，还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从汉代压胜钱上开始出现的星宿纹、方胜纹、刀剑纹等道教纹饰，至此已经开始向直接表现神话人物故事的图纹发展，为唐宋以后大量的所谓神怪钱开了一个头。这枚钱产生的年代也应为北魏至初唐时期。

　　上述两种压胜钱，形体上都大于同时代的行用钱，不但大且厚，而且通体镏金，制作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应为当时皇家所铸的宫钱。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四年（553年）铸行常平五铢钱。制作精好，钱文精美。常平五铢钱近年有批量出土，铸造精整，文字锈色皆佳。钱谱中有压胜钱拓片，背有星宿月纹，但未见实物，是否为北齐当代所铸还是系后世寄托品，尚不能定论。

　　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编载有常平五铢背博局纹和牡丹蝴蝶纹压胜钱各一品，前者或者是北齐之后的王朝所仿铸；后者则是典型的唐代风格。二者都取常平年号的吉祥。

　　北周武帝宇文邕于保定元年（561年）始铸布泉钱，以后又于建德三年（574年）铸五行大布钱，静帝宇文阐于大象元年（579年）铸永通万国钱。北周这三款钱币，均制作精致，轮廓俊俏，书法华美，不仅在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铸钱史上，都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北周被誉为除新莽之外的史上第二铸钱高手。

　　北周三品中，五行大布钱的五行，很显然是来自道教的金木水火土学说，五行相生相克，循环不息，似含有流通不息之义，但把道教的东西铸到钱币上，这本身已经有压胜的意义了。我提出过，压胜有两层意义，一是禳灾，二是祈福，而现实中后者更多使用。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都有压胜钱存世，当然多数不是当代所铸，是后世的寄托品，但至少说明北周钱得到后世人们的喜欢，尽管这三品钱都是以虚值大钱出现的，民间百姓并没有因为它的精美而乐于接受。

　　北周三品钱因其制作规整，铸造精良，对后世影响很大，根据现存的实物，有理由认为北周在铸造货币时，也铸造了少量的永通万国压胜钱，但绝大多数永通万国压胜钱是后世仿铸。

　　南北朝时期，位于西陲的高昌古国（499-640年），麴氏王朝时铸过高昌吉利钱一种，厚重质朴，隶书钱文，有北魏气韵。此钱传世不多，不过数十枚，多出于吐鲁番禺高昌故地和西北晋唐墓中。此钱因铸有吉利二字曾有方家释为压胜钱，而也有内地（1）和新疆当地的研究者认为吉利二字是吉利王的突厥读音汉写。提出它是高昌王麴文泰铸造的纪念币，不是流通货币。但不管持什么观点，都否认是流通货币，那么不是流通货币，即可归属于压胜钱之列。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凡政权稳定，国泰民安的时代，商品经济必发达，文化也必繁荣，反之亦然。压胜钱发轫于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就是很好的说明。

　　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到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二百八十亿万具体所指为2800亿文。如果我们以元鼎四年至元始五年共历118年来计算的话，西汉政府年均铸钱量约为24亿余枚。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有学者曾作过较为生动的对比：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2 年间共铸钱249亿多枚，平均每年不过2亿多，还不及西汉的十分之一。近年考古出土的钱币实物也证实了史籍中的记载，仅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五铢钱就有200万枚之多。如此惊人的钱币铸币铸造量，同样体现出汉代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水平。朱宏祥 著《魏晋南北朝货研究》

　　在这样的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富足起来的阶层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财产并规避各种风险，以达到世世代代的愿景，所以压胜钱的出现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也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

　　同理，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赞成的社会动荡，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甚至出现倒退的局面，

　　相比之下，中国在汉末以后的五百余年内，并不是完全没有钱币的流通，不过钱币流通的数量非常之少（有时甚至等于零），故实物货币乘机取代钱币的地位而代之。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

　　纵观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历史阶段，钱币的铸行是这些朝代商品经济中的短板，有的甚至根本没有铸行过钱币，即使有的朝代铸行钱币，大都是铸量小，多数也轻薄，在这样的前提下，压胜钱几乎不太可能会有什么发展。按照我的认识，压胜钱是一种特殊商品，除早期有一部分出于诸侯豪强私铸外，其铸造主要是官方铸钱机构，其铸造的动因是社会的各种需求，所以，政权更迭频繁，长期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压胜钱凤毛麟角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了。

　　刘春声，50后，笔名齐庚，号宜斋主人、汉风堂主人。著有长篇小说《天雨》，散文集《探花集》、《情满吕梁山》，《中国古代镂空花钱鉴赏》、《打马百钱》，主编出版历史上首部压胜钱大辞典《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编》。为《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中国旅游报》及《中国收藏》、《收藏》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40余万字。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专家库成员，北京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客座教授，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北京炎黄艺术馆副秘书长。